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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个人认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不应该涵盖欧洲,尽管本次展览中确实有所涉及。此外,在讨论丝绸之路时,我们也必须对印度这一部分保持谨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虽然印度确实拥有丝绸之路的一些元素,也值得深入研究,但大英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并未充分呈现这一点。如果由我来策展,我会更加突出古波斯的角色。古波斯是在地理上最接近中国、同时拥有成熟的官僚体系并高度发达的政权。印度同样具备这一点,但相比之下,印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相对困难。若从南部进入云南,但那里山高河急,因此,主要的东西联系通道只能经由新疆向西,最终通向阿富汗和波斯地区。古波斯后来入侵了印度,从而使印度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中国大相径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尽管契丹、金、女真和满洲人曾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但他们没有将骑马文化彻底融入中国,而骑马文化却在印度扎根。这些文化和历史上的差异展示了各国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我常常觉得:各文明固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但对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缺乏足够的探究。
据介绍,“银发旅游专列”设计主要针对老年游客,与普通列车相比,其串联了多个旅游点,可以在景点车站停留等待,实现“车随人走”的灵活安排。同时,“银发旅游专列”根据老年群体的需求进行了贴心优化,兼具舒适性与适老性,部分列车的卧铺采用加宽加厚设计,卫生间设置紧急呼叫按钮,洗手台配备防滑扶手,车上特别设置医疗护理区,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登高而望远。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人形机器人也能跑马拉松?上下坡、转弯、跨越减速带……走进北京中关村(亦庄)国际机器人产业园,只见人形机器人“天工”正加紧训练,备战即将举行的半程马拉松比赛。
泰国驻青岛总领事商唐表示,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无法孤立前行,必须依靠各界的通力合作,并保持开放的姿态,以促进国家间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当前,泰中两国在多个领域合作日益紧密,特别是在教育与科研方面。而这正是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泰国亟需与各国通力合作,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体系。
激发劳动者潜能,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马克思曾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激发劳动者的潜能。具体而言,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打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特别要努力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等;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极大增强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