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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规范矿业权出让条件设置。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严格控制协议出让，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在矿业权出让中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规定，制定矿业权出让方案、出让公告及相关文件。制定《不当干预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交易行为防范事项清单》，严禁违规设置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参与矿业权竞争性出让、限制矿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等条件，以及其他妨碍矿业权市场化交易的隐性壁垒。

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罗森：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墓葬文化”。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墓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似。随葬品的设置不仅出于纪念，也为了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早在墓葬体系形成之前，中国人就已经习惯用陶器祭祀祖先。这种祭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许多中国家庭仍然会在特定节日用食物、水果、酒等供奉祖先。在西方，过去或许也有类似的习俗，但基督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一切。要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就必须考虑信仰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在西方，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深刻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在中国，尽管佛教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它从未完全取代祖先崇拜。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并同时仍然相信祖先的庇佑，因此他既会向佛祈祷，也会向祖先供奉祭品。并且，这些青铜器，并非专门用于随葬，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同样被广泛使用。随时间推移，这种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到唐代，人们减少了青铜器随葬，而更多地使用陶器。部分原因是青铜价格贵，另一方面，陶器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但在整个汉代及更早的时期，青铜器、贵金属制品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侨胞的关心下，侨校发展蒸蒸日上。当前，文昌市华侨中学正通过侨胞，积极引入国际教育资源，推动学校国际化发展。该校已与新加坡、俄罗斯、泰国等地的学校开展交流合作，组织学生参与国际研学活动，拓展视野。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将积极强化金融互联互通，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推动绿色金融、资产管理及金融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与竞争力。

　　随着参与网球运动的人逐渐增多，中国网球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纪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项目，在北京朝阳区规划一个‘大满贯网球文化公园’，将汇集所有大满贯要素。人们既能在此观看全球顶级赛事，也能在场地上训练和比赛。”纪宁说，这仅是一个案例，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网球运动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专业化。作为体育产业的参与者与观察者，纪宁表示，不仅北京，全国各地网球运动设施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与体育宣传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高端智库骨干专家、广州体育学院教授曾文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体育具有较强的杠杆效应，以体育赛事表演为杠杆，能撬动城市基建、旅游、文化等，激活体育消费热情，推动体育产业能级提升，而这个杠杆的原动力主要是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