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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自然》同期发表同行专家的“新闻与观点”文章指出,虎皮鹦鹉的研究成果,不仅加深了神经科学家对发声学习的了解,这也使得说人“小鸟脑子”(birdbrain)可能其实是一种赞美。(完)
据介绍,“银发旅游专列”设计主要针对老年游客,与普通列车相比,其串联了多个旅游点,可以在景点车站停留等待,实现“车随人走”的灵活安排。同时,“银发旅游专列”根据老年群体的需求进行了贴心优化,兼具舒适性与适老性,部分列车的卧铺采用加宽加厚设计,卫生间设置紧急呼叫按钮,洗手台配备防滑扶手,车上特别设置医疗护理区,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结合我们团队2017年和2023年面向全国一流大学中入围“拔尖计划”的学生开展的调研,总体上来说,拥有“竞赛获奖”“完成科创项目”或“提前修读大学课程”这三类超前学习经历的学生,在大学阶段的成就发展相对更出色。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3月20日电 综合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3月19日称,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了“有针对性的地面行动”。自以军18日对加沙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目前已致逾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近200名儿童。
游客可前往单向酒店前台领取谷山村、八奇洞、南石洋大峡谷、琉璃星谷、京西古道及爨柏景区六大景区免费门票(限量2000张,每人限领1张,不含二次消费);多个平台推出谷山村、八奇洞、南石洋大峡谷、琉璃星谷、京西古道景区半价联票优惠活动;门头沟与张家口开展景区门票互惠活动,张家口游客凭身份证在门头沟5个指定景区,门头沟区游客凭身份证在张家口9个指定景区享受半价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