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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强制下班”频频冲上热搜，也说明这并非职场常态，说明“加班文化”在一些企业中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劳动者的休息权并未得到有效保障。现实中，有些企业往往认为工作成效取决于时长，于是更倾向于以职工的超时付出换取更多利润，而职工出于经济和生活压力考虑，往往对加班安排“敢怒不敢言”。

　　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具身智能”，自动驾驶加速进化。何小鹏描绘三栖蓝图：城市无人驾驶穿行、城际飞行汽车翱翔、社区机器人服务——这是AI时代交给中国企业的命题。

　　“设立‘妈妈岗’的初衷是缓解母亲群体因育儿责任面临的就业困境，同时也是为了缓解企业用工结构性矛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张丽云说，在实际推行中，只要宣传和执行得当，明确其开放性，就不会影响女性在职场中的平等对待，反而能为女性争取到更合理的就业机会，避免因育儿责任被职场边缘化。

在谈及改革时，金力还表示，如果大学把改革作为扩张学科领地、争取资源的手段，那投入效率往往不高。所以，一定要避免“膨胀式改革”，把改革重心放到结构性、内生性的“存量改革”上来，实现提质增效的内涵发展，增强持续创新的动力能力，构建自主自强的办学格局。

　　四是网购纠纷只能在卖家所在地起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根据上述规定，买家可以向自己住所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经营者若使用格式条款排除买家住所地法院的管辖权，属于不合理地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应当认定无效。

　　这一幕，令人动容。2020年，全国两会由于疫情压缩了日程，每位中央领导“下团组”的次数也随之减少。总书记特意提出：“湖北代表团一定得来一下。你们是湖北6000万人民的代表，我要看望一下大家。”

　　客观而言，用“时长”来要求、考核员工并不科学，甚至是一种短视。对劳动者来说，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充沛的精力是迸发创造力和保持洞察力的重要前提。劳动者长期高负荷工作、超时加班，不仅身心健康会受到危害，工作效率也会受到影响。这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来说也非好事。尤其应该警惕的是，有些时候，在“拼时长”的工作氛围中，明明可以如期、提前完成的工作，劳动者可能为了看起来“勤奋”而故意拖延，甚至陷入“表演式加班”的怪圈。这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员工，都是一种无谓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