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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软件层面除了大家熟悉的基础大模型,还有一些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较少被关注,却是在生态中必不可缺的环节:如果把大模型比作“应用程序”,那么,要在电脑上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其实还需要一套“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大致对应于英伟达称为CUDA的一套开发生态,这才是原始创新先行者最核心的壁垒。由于CUDA生态的关键部分不开源,如果想要在国产板卡上运行特定的大模型,就要模仿英伟达做一套自己的操作系统,这套繁重的工作可以统称为“配适”。为什么很多智算中心的算力被闲置,关键就在这里。上一轮智算中心的建设往往沿用传统基础设施的观念,政府作为采购方,其实有时并不太了解最终用户的需求,于是,有的硬件厂商没有压力也没有积极性去做适配的工作。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在四川之前,河南、内蒙古、浙江、江西的省级党委科技委员会已经亮相。河南、吉林和四川的省委科技委员会,都是由省委书记和省长担任主任。
“是啊,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互促共生,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促进农村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接过话头,“我们把乡村振兴起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乡村的精神风貌、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社会风气都焕然一新,就能让乡亲们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罗森:绝对改变了。我小时候非常害羞,学习成绩也不算好。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我觉得,这门学科让我的大脑变得更敏捷、更灵活。学中文需要高度依赖记忆力,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锻炼。学中文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比如像现在这样跟你聊天,我会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这让我变得更加开朗、乐观。我在中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年纪大了,也算行事得当,因此得到了很多尊重。北京大学和杭州的中国美院授予我名誉教授的头衔……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拓宽了我的人生维度。这个“维度”指的是,我可以接触另一种文化,了解另一个社会。
罗森:哦……如果你是杰西卡,如果你在西方长大,你可能不会觉得三星堆的独特性有多么神秘。举个例子,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文化差异显著,斯堪的纳维亚孕育了辉煌的维京文化,与法国的文化也截然不同。在欧洲,地理上的分割主要由海洋塑造,而在中国,山脉则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你们的文化是被山脉塑造的,而我们的文化是被海洋塑造的。四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地理环境优越,资源丰富,但四周被群山环绕,因此长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特征。
时间紧迫,分秒必争,工作人员连夜驱车赶往王女士家中,现场指导王女士关闭银行卡的线上便捷支付、转账等功能,1小时内便成功切断了诈骗分子通过非柜面渠道转移资金的路径。次日清晨,该支行行长又将王女士接到网点,为其办理了银行卡挂失、限额调整、手机号码更换及密钥修改等业务,彻底消除了资金被诈骗盗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