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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裁判尺度是否统一、同案能否同判,是人民群众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准,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获得感。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促进法院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切实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一是聚焦主责主业,以高质效个案监督促进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紧紧围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一履职办案基本价值追求,坚持法定性和必要性相结合监督标准,加强个案精准监督,通过抗诉等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方式,促进统一司法标准,推动解决同类问题。如“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准确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监督法院判令受赠人返还全部赠与财产,促进统一类似案件裁判尺度。二是加强案例指导,以监督标准统一推动裁判标准统一。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从法律适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政策把握、办案方法等方面提炼出对类案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可参照援引的司法规则,引导检察机关进一步统一监督标准,通过有效监督促进统一裁判标准。三是强化类案监督,切实提升监督质效。持续加强类案分析,及时发现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领域中的多发、共性问题,推动民事检察监督“由点到面”。充分利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推动类案信息收集研判,剖析个案问题背后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以起到“监督一类、纠正一片”的效果,切实发挥类案监督在增强监督质效、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据此,对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金某约购毒品并予以揭发的行为构成立功的错误,二审法院应当在裁判中指出并纠正。然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据此,尽管本案一审判决认定金某的上述行为构成立功并对其从宽处罚存在错误,但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得对其加重刑罚,应当维持一审判决对金某的定罪量刑。虽然二审法院认定金某案涉揭发行为不构成立功,导致原判刑罚略轻,但因金某还有其他立功表现进而被从宽处罚,所判刑罚尚未达到畸轻的程度,故在二审裁判生效后亦无需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
柏林3月12日电 综合德国媒体12日报道,德国最大的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12日在杜塞尔多夫宣布,2024年该公司营收同比大幅增长36%,达到约97.5亿欧元;其营业利润大幅上升61%,创下约14.8亿欧元的历史新高。
“积极管理你的核心业务,这真是一剂难吃的药。我们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墨菲表示,虽然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需要重新思考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但美国电动汽车领导者特斯拉的情况略有不同,与传统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相比,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零部件方面拥有大约1.7万美元的成本优势,这有助于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汪品植)
上海交通大学在3月5日表示,近年来该校一直“在‘小步快跑’,年均扩招近150人,主要集中在国家最紧缺的前沿学科”;南京大学则在题为《南京大学连续第四年扩大新工科本科人才培养规模》的消息中提到:“近三年南京大学持续扩大本科招生规模”。
亨利2015年来到中国,辗转广州、义乌等地,在朋友的介绍下选择在泉州石狮创业。2018年,石狮成为福建省首个国家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他也在石狮成立了信慈进出口贸易公司。
多位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律师说,运营商在用户明确要求降级套餐时,通过话术诱导用户选择更贵的套餐,可能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此外,如果运营商未明确告知优惠期限和后续收费标准,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或欺诈。运营商未明确告知用户光猫是租用而非赠送,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运营商在未经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改套餐或订阅增值服务,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信条例》。此外,使用模糊话术诱导用户订阅服务,可能构成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