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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比欧美国家的人,更倾向于报告躯体症状。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躯体症状被视作难以控制的“疾病”,个人对之进行“调节”或者“管理”的余地很有限,因此和谈论情绪问题或者认知问题相比,谈论躯体症状的病耻感也低得多。大多数人对于躯体症状的接受程度也比对情绪问题的接受程度高得多。想想两个请假的理由:“我今天浑身疼得厉害,想要请一天假”和“今天我心情极度低落,想要请假一天”,虽然二者都可能是抑郁症的症状,但是换作是您,更愿意用哪句话去请假?使用哪句话请假被批准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第二,躯体症状容易诱发其他症状。如严重的疼痛很可能会限制个体的活动性,这又会阻碍个体与他人进行交往或者对环境做出有益探索,从而导致社交退缩,并难以产生愉快体验。而社交退缩和愉快体验的缺失,都是抑郁的典型症状。
“天宫”建成、“嫦娥”奔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建设航天强国,每一步都标注着新的高度。中国航天的硬核成就也让我们得以眺望更深更远的宇宙:太空“专车”还有多远?月球上也能有互联网?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单……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科学前沿,更承载着人类突破边界、叩问文明的渴望。
“飞行汽车已经成为汽车自主品牌的标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告诉记者,车企展出飞行汽车除了将其作为营销工具引流,带动汽车销售,也是在打造一个科技概念,“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的载体,未来可能会成为交通工具之一,发展潜力很大,但目前飞行汽车并没有真正实现运营”。
杭州4月25日电(张煜欢)今年初,“杭州六小龙”的出圈引发各界关注。其背后有哪些浙江科创生态发展逻辑?又揭示了怎样的“政府阳光雨露与市场自主生长”密码?
时光回溯到1965年10月20日,年仅24岁的王来是中心第一试验部的战士。在一次燃料加注合练后,排放的废液氧突然起火,火苗瞬间点燃骆驼刺,战友武润喜的衣服被火焰吞噬。王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营救,大火却将两人瞬间吞没。面对无法扑灭的烈火,王来没有选择等待救援,而是强撑着最后一丝气力,拖着燃烧的身躯,奋力向远离液氧装备的戈壁深处奔去。最终,他用生命守护了国家财产安全,却永远倒在了这片热爱的土地上。
中国空间站“天宫”建成两年多来,交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培育“太空水稻”、培养斑马鱼,科学实验接连“上新”,迎来多批航天员驻留,并且开放大门欢迎国际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