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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君益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子江介绍，用户一旦开启无障碍服务，手机屏幕上的所有信息就会被手机智能助手获取，包括个人身份、聊天记录、地址乃至密码框内输入的内容。再加上无障碍服务的自动点击功能，用户的资金安全也可能岌岌可危。“这就像是在手机上开了一个‘后门’，他人可以随便进出，也可以顺手牵羊。”

　　深谋远虑之中，始终保持着“先立后破”的清醒冷静，蕴含“因地制宜”的精准思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张俊杰代表刚发言，总书记就认出了他。当天上午，张俊杰在“代表通道”向媒体分享了参与医学科技创新工作的经历。

2.持续破坏乌克兰国家地位的努力：随着全面的军事胜利变得不可能实现，俄罗斯加强了混合战争的努力，目标是乌克兰的经济、能源基础设施和治理结构。目标转向了让乌克兰变得无法治理，破坏其经济活力，并破坏西方的支持。

　　其二，运河建设能够有效扩大投资规模。当前，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基建拉动有效需求呈现边际效应下降趋势，在“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提前谋篇布局运河建设，未来不仅可以带动建筑、钢铁、机械等传统产业，还能带动港航贸易增长。借助运河建设，沿线城市能通过兴建产业园区更加高效地实现资源流动。

　　监督意见。202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首先，从邢某梅出具的借条内容看，“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一处加盖在“今借到曹某环现金950万元整”上，另一处加盖在“由信用社担保”及邢某梅签名上。根据常理，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可能既是借贷方又是担保方，因此需要结合案情进一步分析加盖“某乡信用合作社”公章行为的性质。因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张某帻、曹某环之间并不存在借款合意，而且没有证据证实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加之借条上明确注明“由信用社担保”。据此，可以认定邢某梅系在张某帻要求下通过加盖公章行为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其次，邢某梅作为时任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其个人巨额借款无法偿还的情况下，根据张某帻要求，通过加盖公章行为欲使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担保责任，显然是将个人债务风险转嫁至某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张某帻、曹某环对此应当是明知的，其主观上并非善意。同时，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金融机构，主要经营存贷款、个人储蓄、结算等业务，为个人借贷提供担保并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邢某梅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属于依法依规履行职务行为，并不产生表见代表的法律效果。综合全案，应当认定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担保行为无效。最后，虽然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存在公章监管不力问题，但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再审判决认定某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其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犯罪线索不应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实践中，犯罪分子为获得从宽处罚，有时会不择手段地以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任何人都不应该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若不问线索来源，将上述情形认定为立功，有违基本法理，会“催生”新的违法犯罪。正是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司法实践中对立功制度的运用，明确：“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本案中，被告人金某虽然帮助公安机关抓获了毒贩、缴获了毒品，但有关贩毒活动是在金某主动约购毒品的情况下发生的。金某获取犯罪线索的方式虽然不直接符合上述规定所明确例举的行为方式，但无疑具有非法性。如果将揭发自己主动参与、甚至引诱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认定为立功，无异于变相鼓励犯罪分子以人为“制造”犯罪的方式获取立功表现。从立功制度的精神出发，应当认为金某的行为属于以非法手段获取立功线索，不应认定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