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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说的花粉，其实是高等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是植物为了繁衍生息而产生的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丛日晨介绍，各种漂亮鲜艳的花朵所产生的花粉被称为虫媒植物花粉，不但颗粒较大，也相对较重，不易在空中飞散。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反而是柏树、桑树以及蒿草等绿色植物所产生的风媒植物花粉，这些花粉颗粒相对较小、质量轻，容易随风飘散。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在控制了学生家庭背景、年级、专业、院校等变量对个人成就发展的影响后，研究发现，拥有超前学习经历的拔尖学生所展现出的发展优势依然显著。这说明，至少对于有能力入围一流大学拔尖项目的学生而言，超前学习所提供的个性化学术支持确实实现了赋能——有的侧重提升成绩，有的促进了学生的自信和内驱力。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传统村落承载着历史记忆，寄托着绵绵乡愁。侗家人的歌声依旧婉转，蓝与白的故事仍在继续，印有岁月痕迹的侗族文化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持续焕发着振兴的力量。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声明称，自以军当地时间3月18日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空袭，“单方面终止”停火协议以来，加沙已有400余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83名儿童。

　　更引人注目的是无人机操控员群体的壮大：农林植保、短途运输、天气预测等领域需求激增，使得相关培训报名量迅速增长。“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学员的主体成员，有的一两周便学会了颇有难度的无人机操作技巧。”该基地相关负责人王瑶介绍。

罗森：我认为，黄土高原长期以来被严重误解和忽视。实际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多个方面。任何进入中国腹地的人，基本上都需要穿越这片广阔而海拔较高的区域。而黄土本身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地质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黄土，中国可能不会发展出深墓的概念。建造巨大墓葬的想法完全是因为黄土为其提供了条件，否则，人们可能依旧沿用早期那种浅墓的模式。黄土的松软性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向地下挖掘，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被发现。后来，人们越挖越深——到秦朝，陵墓深达30米，这在其他地区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