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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荫宇:从历史来讲,“运筹学”的概念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中,每一场战役行动的实施都需要调配巨量人力与资源,也需要做出谨慎的军事决策。宏观上有战略(strategy)层面,微观上就有操作(operation)层面,这就是运筹学关注的重点,也是运筹学诞生的原因。
联组会上,张运凯、蔡光洁、郑家建、徐坤、崔亚丽、马景林等6位委员,围绕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打造儿童青少年阅读生态、推进国家教育智联网建设、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依托学校课程弘扬传统文化等作了发言。
我国经济大省教育、人才资源较为丰富,产业基础较为雄厚,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上有条件有能力打头阵。从指导上海“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勉励浙江“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从指引广东“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到要求江苏“打造全国重要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大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寄予了深切期望。当前,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经济大省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
连续三年同一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不断明晰方向和路径。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坚定。
今年在江苏团,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对经济大省,他要求“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
1982年初到美国时,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AI)与运筹学(OR)。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那时,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量”的定义十分模糊,如出现很多“适量”“少许”等字样。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在专家的脑中,“适量”等词汇应是“量化”的结果,但对于外人而言,是难以捉摸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构造这样一个系统,数据是不够的。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使我对“量化”产生了兴趣,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
叶荫宇:运筹学对于优化问题所设计的算法,在计算机上的实现,就是“求解器”。西方曾长期主导求解器市场,如欧洲FICO的Xpress(后被美国收购)与美国IBM的Cplex等,都是求解器的代表作品。中国需要使用求解器的企业,因当时国内没有开发商用求解器,故需要购买西方的求解器产品。近年来,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一些国内企业难以再继续使用西方的求解器产品,必须转向“自力更生”。一些企业找到了我和我的学生们,希望我们能够迎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顶上去”,开发出中国自己的求解器。我们也的确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