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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扬介绍了去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在加强行政性垄断监管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表示，下一步，总局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开展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行动，强化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着力解决限制企业迁移、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限制招投标、设置隐性壁垒等突出问题，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罗森：我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兵器发展，特别关注其早期的来源。中国早期的兵器深受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常与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人作战，面对他们的南下进攻，中原地区的人们需要反击，于是开始模仿西伯利亚的兵器。这些兵器由中国工匠自行制造，但其风格和设计明显源自西伯利亚传统。如果你仔细研究商代的兵器，比如安阳出土的商代兵器，会发现它们与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兵器高度相似。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已经有大量研究。

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看一个地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治生态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风正派、公道处事，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净化。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党中央已经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学习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联系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任务，联系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些年抓作风建设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吃透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握相关纪律处分条规，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思想政治基础。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去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社银合作”试点工作，与5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在丰台区5个银行网点挂牌设立“社保服务合作网点”，将41项高频次、低风险的社保业务纳入“社银合作”服务范围。

大会期间，将配套举办“投资上海”活动周，呈现“1+3+N+X”系列活动。1场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上海中心大厦；今年新增3场企业圆桌会，将分别聚焦民企、外企、央企，交流在沪投资、发展需求、政策供给等话题，进一步释放上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积极信号；N场洽谈对接活动，组织与会企业开展项目洽谈、合作对接等；X场主题活动，联动各区开展产业推介、投资分享、项目路演等。

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